《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各位朋友：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感谢你在过去一年中给予的关注和支持。
和往年一样，我们也整理出了过去一年中《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上最受读者欢迎的20篇文章。我们不认为点击量是衡量文章质量的标准。但我们仍然很高兴地看到，编辑部所欣赏、重视的一些好文章，也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另外，我们也相信这个榜单能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时代的症候，反映出共享的趣味，以一个特殊的角度记录下正在发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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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历史现场做些盘点，五四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学生领袖，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三个人：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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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莎拉·戴维斯（Sarah Davis）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发现，斯大林本人对个人崇拜的态度要比人们一般所想的要暧昧和复杂得多，这与戴维斯对复杂且矛盾的苏联民情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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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之一，它标志着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是1840年以来中国青年知识人群体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即中国的政治已不再限于职业政治家范围，而扩大到了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层面；中国政治的阴晴冷暖已不再是职业政治家的任意作为，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知识人合作与否，取决于知识人的态度。>>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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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曾昭抡作为近代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被历史永远铭记。然而，他从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长的仕途生涯，也绝非无关紧要。他一手主持了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全面展开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此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成为今日大学制度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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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案头摊着的，是陈独秀的一本书信集，还有几篇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中复印来的文章。闭上眼，就看见陈独秀晚年的病容，看见陈独秀那几乎不能支持的躯体，而目光却炯炯有神，像一双火炬，可以照彻黑暗，可以使魔鬼现形。但火炬需要燃料，而陈独秀已经燃烧将尽，却拼着最后的力气，作最后的闪耀。好在历史毕竟记下了陈独秀那最后的燃烧。>>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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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的档案来看，1965年已经开始显露修改地名的苗头。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件是，曾长期潜藏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秘密党员、率部起义将领张克侠时任林业部副部长，他具名向中央建议更改北京市以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称。>>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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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治理制度之间的多边斗争，所有制度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有些制度对某些政治文化比其他政治文化更适合。我们已经迷失在无休止的分类中，将每种类型的非自由主义政府都视为独特的，彼此之间毫不相干的存在：非自由主义民主制，“自由主义”或“自由化”的专制政体，“竞争性”和“混合”的威权政体。这些不同的类别无疑描述了非自由主义社会不同的治理方式。但从最根本上来看，所有这一切分类都无关紧要。>>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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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提名推荐过程中，胡适、梅贻琦、傅斯年及河南大学的四份推荐票，使得郭沫若在小组得票第一，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最为确凿的实证。讨论、投票的关键时刻，胡适又负责任地引导，使郭沫若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民国学术现场，顺利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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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曾经对自己创造的南斯拉夫系统充满信心，说过在美国的一场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我身后会怎么样？我回答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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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熟悉近代历史，中国人对汪精卫这个名字，总带着几分好奇。这位在中日战争期间脱离抗战阵营，出面与日本谈和的国民党领袖，在国、共两党的官方史书中早已认定为十恶不赦的“汉奸”，但坊间的传言揣测却从未停息。>>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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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已经接受苏俄的资助，因而开始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致力于完成苏共领导人多年之前就为中国规定的革命任务——“反帝反封建”。与知识分子的个人言说相比，政党的力量是巨大的，短短几年中，五四新文化就似乎已经过时，成为“落后的”或“反动的”，一些学者与一代年轮人一样，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把政府称为“北洋军阀政府”，学会了高喊“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等新口号。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新变：由向西方学习转向苏俄学习；由“西化”转向“苏化”。在这个背景上，苏俄成了一些人想象中的圣地，纷纷前去学习取经。苏俄是如此诱人，徐志摩也决定前去看看。所以，他的欧洲之旅就有了游苏的日程。《欧游漫录》记载的就是他对苏俄的观感。>>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乡土重建》一书，在费孝通先生学术高峰期影响广泛。该书由储安平主持的观察社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初版，印数三千册；当年九月再版，加印两千册；十二月三版，加印两千册。
当时内战正凶，一本讨论乡村问题的学术类著作能在短期内有如此销量，可见当年大陆读者的趣味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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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士绅的讨论，过去往往局限在价值层面，有人激赏士绅的道统作用与德行，有人批判士绅容易演变为地方土豪劣绅的幌子，但如果暂时放下价值观的成见，仅从历史和实践角度来讲，重建士绅阶层也是不可能或者说徒有其表的。因为中国的士绅阶层首先依附于科举制度，其次享有大量文化、政治、经济乃至土地上的特权，士绅阶层的没落，是和中央政权对其特权的免除相伴相随的，科举制的废除，以及近代以来土地流转和阶层的大洗牌，彻底宣告了士绅作为一个阶层的死亡。我们现在也许还能看到士人的遗风留存在某个人身上，但要说重建士绅传统，恐怕只是一场虚妄。>>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当今之世，组织完备，因此也面临一个新问题。某种称作“教育”的东西，正施于每一人，主持者通常是国家，教会有时也担当此任。教师则大多一变而成为政府雇员，奉命施教而已。主事的官员却没有自己的学问专长，也没有直接接触年轻学生的经验，所尊奉的教育宗旨，除宣传以外别无长物。身处此境，教师如何发挥所长，恪尽职守，殊费思量。>>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回顾这几个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古埃及的莲信仰和中国明清以来的哪吒信仰有着内在的高度相似性，其演变有着内在逻辑的支撑。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哪吒的信仰有着古埃及文化的因素。以此而论，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很多时候，需要放在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场景中考察。>>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提及巴拉圭，多数国人只能想起足球——风靡世界的帅哥圣克鲁斯、羡煞绿茵场的美女观众、坚不可破的钢铁防线、闯荡中国的传奇外援。的确，一个没有外交往来的遥远国度，很难令人印象深刻。在19世纪欧洲人眼里，巴拉圭一直神秘莫测，时而被斥为“南美大清”，时而被抬高成“美洲普鲁士”，“特立独行”算得上一个公允的评价。>>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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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想象的共同体”这六个字听上去似乎非常简明、形象、有趣，很多套用这个概念的人往往忽视安德森对它的一个关键性解释：这个“共同体”只能是一个“政治性的共同体”。它用想象出来的一致性掩盖了社会成员在财富分配和权力占有上的差异和矛盾，给每一个愿意相信有这么个“共同体”的成员一种虚假的平等感，构建一个集体身份，制造一个一致对外的“民族”或者“民族国家”。>>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1952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头版左上角刊登了一则消息。新闻标题简单直接：“卢作孚自杀”，内容也极为简约：“民生公司民铎、民恒于2月5日与8日，相继被特务有意识破坏后，总经理卢作孚忽于8日晚自杀，内情未明，政府正竭力侦察中云云。”彼时有多少重庆人读到了这条新闻？又有多少人暗暗推测前因后果？毕竟卢作孚是国内航运业巨头、四川省举足轻重的人物。>>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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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期，大规模逮捕（通常是秘密的）无时无处不在，“正如没有一分钟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样，没有一分钟不在抓人。”抓的人绝大多数不是刑事犯，而是随意定义的所谓“异见”分子——从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到街头巷尾的平民百姓，都可被其囊括其中：“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从集体农庄庄员到政治局委员，永远知道，一句话不谨慎、一个行动不谨慎，都会使他落进无底深渊，一去不返。”>>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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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门学科的特点，我把考古人的工作比喻为两大职业：一个是侦探，我们是在现场利用蛛丝马迹来企图复原历史的真实；第二个就是翻译，我们通过解读无字地书，把这些东西变成大家能读懂的知识。为了找到破译的语言，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田野中探寻。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学科好像跟大家无关了，大家觉得考古学就是一门绝学，到现在我们觉得可以向大家来交代一下了：拿着纳税人钱的这些人究竟干了一些什么，我们是怎样来贡献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